图片作者：赵征南图片说明:公务禁酒令使白酒产业深陷滞销期。（图/CFP)
图片作者：赵征南图片说明:茅台镇里酒厂储酒罐和居民区交织，带来无穷风险。
图片作者：赵征南图片说明:茅台镇里隐藏在居民后院的家庭小作坊。均本报记者赵征南摄酸酒，苦酒，还是劲酒？ ——“中国酒都”调查
本报记者 赵征南
“塑化剂”事件、中央“八项规定”、“六项禁令”、限制“三公消费”……从2012年11月开始，白酒业陷入一个漫长的滞销期。
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，茅台酒的发源地，白酒产业占了GDP的90%。可从去年开始，一场前所未有的滞销风暴席卷而来，使这个闭塞的黔北小镇陷入了“泥泞”之中。日前，记者在仁怀一家茅台专卖店看到，53度飞天茅台酒的标价已从过去的1519元降为1219元，和售货员多磨磨还可以再得到100元的优惠，要是买得多价钱还可以比1119元更低。
2011年，全国人大通过了《刑法修正案》（八），首次将醉酒驾车这种严重危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定为犯罪；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实行《禁止公务员在工作日中午饮酒》的规定；2012年底，中央军委发布禁酒令，禁止公务接待喝酒；2013年12月初，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》，其中对用餐饮酒都做了严格的规定。
中央党校教授向春玲表示，中央一批新规定的出台，有力制止了官员纵酒、特别是挥霍公款饮酒的歪风，这无疑会对社会风气带来有效好转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部分酒局的买单者已经从机关转向企业主，未来查处难度可能会更大，对官员纵酒的管控一刻也不能放松。
仁怀市，这个曾经风光无限的“酒都”，正在喝下的是酸酒、苦酒，还是转型发展的劲酒？
谈及古传酒厂的销售情况,老板余昌富先点了一根烟：“自家的成品酒卖不大动，也没什么人来贴牌，总共卖出去不到一半吧。”“有20%么？”面对记者的追问，这个追随父辈脚步，志在把酒酿得跟茅台酒厂一样好喝的黔北“山里人”不乐意了，猛地放下了手中的香烟，“肯定超过20%！我的酒这么好，怎么会没人来买？”可紧接着，他的语速明显放缓，“其实这个问题我也不明白，为什么我的酒没问题，又不是高档酒，却根本卖不掉。”去年，老余携家人前往泰国过年，今年他只能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了。
他透露，古传的境遇还算好的，至少他们还在生产，而当地有五成酒厂已经停产。在白酒产业深度调整之时，茅台镇许多小酒厂已经或者正在退出历史舞台。
大规模的停产潮
仁怀官方对大量酒厂停产的现象并不否认。一位副市长曾表示，小酒厂停产三成，甚至是五成都是有可能的，但白酒存放时间越长价值越高，停产可能只是观望，并不意味着倒闭，大酒厂则一直在生产。
仁怀于2004年被认定为“中国酒都”，这里的一切似乎都和酒息息相关。记者离开贵遵高速后，沿着“国酒大道”进入仁怀主城区，入住名为“酒都”的一家饭店，放下行李后走到对面“名酒宾馆”坐上中巴车，沿着“国酒南路”转向“酒都大道”，最后由“醉美大道”进入茅台镇。坐在车上一眼望去，每隔1公里便会出现几家酒厂，马路两边的广告牌全被酒厂占据。
进入茅台镇后，酒厂的分布更为密集。镇中心绵延着长达数公里的白酒品牌展示一条街，整条街只卖白酒，想找家饭店吃碗面都很困难。
在红墙散酒经营部门口，李老伯打开了店铺旁的小门，推了几桶纯净水进去，正准备上楼。
“您这店门怎么关上了？”记者追上去问。
“你是来买酒的？”得到否定的回答后，他一脸失望，“从酒出厂到现在只买了千把块钱，要是以往春节前都能卖到2万元。今年除了外地那些要回家的工人偶尔来买些散酒，平时根本没人光顾店面，索性关门了。”
红墙散酒经营部开在他家的一楼。这两天，他都没开门，就坐在家里看电视。“现在烤酒（当地方言：酿酒）的太多了，不止本地人，外地人也来烤酒。以前销路广还行，现在大家都卖不掉了。”李老伯说，这些酒是他以前烤的，等卖完，他就准备安享晚年了，“不过什么时候才能卖完，没人知道。”
“山里人”热情，随便进谁家问路他们都会把你请进家里，留下来喝杯茶，谈谈心；他们又固执，你要是不好意思留下来，直接走出门，他们真的会生气，甚至有怨言。
李老伯也是这样的人，倔强深入了骨髓就难免有点固执。问他为什么不降价促销？为什么不贴些小广告？或者最简单的，打开店门，在门口吆喝两句？可他就是不愿意，总认为自己的酒是最棒的，酒香不怕巷子深，酿出来就一定有人买。残酷的市场竞争，对“山里人”来说，无法理解。
跨过清澈的赤水河，往西走下去便直抵四川，在这条上坡路上，到处都是酒厂。在卢家坪地区，酒厂和居民区相互交织，储酒的钢罐点缀在漫山遍野中。若是问居民自己家离酒罐这么近会不会有火灾危险？他们只会一笑而过。幸运的是，那种难以承受的悲剧从未袭来，只是不知道，这种运气还能持续多久？
官方提供的数据显示，仁怀全市共有白酒销售企业1169户，生产企业328户，有白酒生产许可证企业291户。在卢家坪的走访让记者确信，所谓37家无证经营户只是冰山一角，仅有几口窖池的小作坊则大量存在，很多房子后面的角落处都藏着这种家庭小作坊。有的由于去年没有生产，已残破不堪。记者发现，这里没有任何防火设施。对此，仁怀市酒类发展局局长欧先奇表示，仁怀已经采取措施，正在对这些无证工厂进行整治。
好在，因为白酒业的寒冬，这种小作坊或将消失。这无论对产酒人、闻酒人、喝酒人的安全来说，都是一件好事。
国星基酒厂还在生产，不过他们去年即便贷款，也难以买到充足的粮食。因此，只能调整策略，拿粮食和老酒混在一起翻烧。“翻烧酒更便宜，应该能卖掉，先卖了还贷款再说吧。”一位生产部负责人说，“高档酒厂一般是从基酒厂购买基酒，然后和过去的老酒混合勾兑。今年基酒卖不掉，主要是因为部分高档酒卖得不好，他们的资金链也出现了问题，哪有钱来买我们的基酒。”
一家酒厂的销售部经理小周介绍，基酒没有包装，售价都是裸价，最普通的基酒只要20元1斤，一般情况下同等酒质的普通品牌盒装酒是基酒售价的两倍以上。不过基酒一旦被灌装成成品酒之后，就会受品牌、包装档次的不同而影响定价，品牌越响，价格越贵。
小酒厂与茅台“剪不断”的缠绵
很多小酒厂的老板、制酒师都从茅台酒厂出身。现在，在自家基酒卖不掉的情况下，老板们计划将厂地卖给茅台厂，以换取自己或儿女进入茅台厂拿“金饭碗”的机会。
古传酒厂位于卢家坪上坪，余昌富家的老屋曾就在此地。面对记者，他否认工厂已经停产。去年，他自创办酒厂以来第一次向银行贷款，抵押物是库存的白酒，每斤白酒按15元计价。“这两年古传酒厂的产量都是1000吨左右，贷款加上我的全部积蓄共数百万元，都换成了粮食，投入酿酒池中继续酿酒。”他说。
余昌富的父亲做过茅台酒厂的车间领导，6个兄弟姐妹都在茅台集团工作。1982年，余昌富也进入茅台酒厂，至今他仍然是茅台酒厂的人。1999年，他带着茅台酒厂内一批第七轮次的废糟在上坪自办酒厂，那时，茅台镇的酒厂总数不到100家。一开始，他的酒厂只有6分地加上6个小窖池，年产量只有几吨，盖房、购买原材料全靠他自己，做好酒了还要挑到镇上去卖。
“那时虽然辛苦，慢慢地也富裕起来，毕竟以前基本上出多少酒就能卖多少。”2004年，他拿出4万元新买了2亩地，产量也增加到80吨。
后来，古传酒厂增产的愿望越来越迫切，可地价已经涨到27万元一亩，他只能“向天要地”。也正因为此，当地依山而建的酒厂都是“高个子”。
余昌富认为，酱香酒的传统工艺与其他品种相比显得更加健康，它是纯粮食酿造，制曲用小麦，制酒用高粱，全程不加酒精、香精。但酱香酒彼此间工艺差别不大。“其实，我们都是跟茅台酒厂学的，用的都是他们那里的工艺，你说造出的酒有区别么？有的甚至更好喝。”他说。
每年重阳节后，茅台镇的大部分酒厂就会进入“下沙季”，将高粱和酒曲按比例搅拌后“九蒸八晒七出”：九次蒸煮，在酿造中，两次投料；再八次高温堆积发酵，八次下窖；然后七次蒸馏取酒，取出的原酒窖藏三年再勾兑检验出厂。
最有名的“沙”，便是仁怀产的“红缨子”高粱。这个品种又称糯高粱，粒小皮厚，淀粉含量高，经得起多次蒸煮。由于它细小而色红，所以得名为“沙”。
对于茅台，老余心存感激：“没有茅台就没人知道酱香酒，当然我们这些小酒厂也扩大了酱香酒的整体规模。”
在中小酒厂面临危机之时，茅台酒厂也启动转型。他们已发布公告，增资3.73亿元扩大301厂产能。301厂主要生产王子酒、迎宾酒等中端产品，“项目建成投产后，可年产中级酱香型白酒6800吨，预计年销售收入15.61亿元，年利税10.87亿元。”根据《茅台酒报》的消息，茅台还将发展植物系列调制酒以及保健养生产品。在营销上，茅台试水民间市场，推出“个人定制”酒。
政府层面一度希望茅台酒厂整合当地的中小酒厂，茅台酒厂也在“十二五规划”中提及整合的相关思路，但至今迟迟未动。对此，曾在茅台酒厂代班的李老伯也颇有微词：“好的地方都被茅台占了，大树下面其实不好乘凉，其他酒厂只能在大树的阴影下发展。”
李老伯的选择是卖地。他刚刚把酒厂的土地卖给了茅台酒厂。他说，这样的话，自己的儿女便有了进茅台工作的机会，自己也不用再为儿女的未来担心。
仁怀或许已经做好了大浪淘沙的准备。仁怀市委宣传部一位负责人说，酱香酒降价销售是大势所趋，这意味着市场将回归理性，“未来，政府只会把最好的资源、最优惠的政策留给那些最有前途的酒厂，不可能再把好资源留给差厂。”
从茅台酒好卖时的“躺着赚钱”到如今“追着别人也赚不到钱”，仁怀感受了寒冬的冰冷。对此，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邓伟志认为，白酒企业现在有困难，这是可以预料到的，当地要做好挤掉水份、回归市场常态的准备，“短期内自身的GDP可能会受到些影响，但对整个国家来说，公款吃喝被遏制，节约了多少老百姓的血汗钱啊。”
仁怀仍视白酒产业为“生命线”
当地酒企对未来都相当迷茫，但也有小部分率先突围，与外地大资本合作。政府目前已制定酿酒产业新规划，期待亡羊补牢，为时未晚。
仁怀政府从未有放弃白酒产业的打算，相反，他们仍然将白酒视作支柱产业。仁怀市委宣传部负责人说，仁怀乃至整个贵州的经济发展受山势地形影响，都较为困难。因为白酒产业，仁怀经常占据贵州经济强县的头把交椅，从未跌出前三，可如果没有白酒，仁怀将一下子跌入国家级贫困县的泥潭，这是仁怀人不愿看到的。
但邓伟志并不认同这种观点：“任何一个产业都会有起伏，政府理应做好思想准备。只能这么说，当地不是不能转产，只是还没有找到转型的方向。”
仁怀也不是完全没有找方向，但他们的想象力显然难以离开传统的酒业。
仁怀已经初步制定了2014年白酒产业行动方案：仁怀拟培育新增规模白酒企业15户，力争完成白酒产量36.6万千升，同比增长22%；力争完成规模白酒工业总产值456亿元，同比增长20%；力争完成规模白酒工业增加值420亿元，同比增长20%；力争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65亿元，同比增长38%。
具体怎么做，仁怀市酒类发展局局长欧先奇认为，除了规模的扩大，还有品牌营销和产业布局的调整，“虽然酱香酒在贵州占主导，但它在中国的份额不到4%，在国外更是有无穷的发展潜力，我对2014年的白酒产业非常有信心。”
在产业布局方面，仁怀将加快推进仁怀名酒工业园区、茅台国酒园区、古镇文化产业园、坛厂配套产业园区的建设，鼓励企业进行整合。
事实上，已经有一些人迈出了整合的第一步。最近，在黄金时段密集播放的“领酱酒”广告便是整合的范例之一，它的生产商是茅台镇金酱酒业，该厂目前已被饮料巨头娃哈哈集团收购。
记者日前赶赴金酱酒业采访。与当地其它酒厂冷清的生产车间不同，到了饭点，数十名工人挤在一起用午餐。“想不到过年前会这么忙，马上连吃饭的时间都没了，我们这里就在生产央视上播的领酱酒。”一名女工说。
尽管领酱酒的广告画面里，并未显示娃哈哈标识，但金酱负责人表示，记者现在必须得到娃哈哈的允许才能采访他。据了解，在去年年底的年度订货会上，领酱酒首批订货量超过2亿元，这笔销售额对于过去独立生产销售的金酱酒业而言，无疑是个天文数字。
不过，就整体而言，当地对“大鱼吃小鱼”的整合还是有些疑虑。“我去收购小酒厂，那小酒厂如果产品质量不达标，责任就该我扛，我肯定不愿意；换个角度说，我是希望更大的资本来和我们谈整合，但娃哈哈这种先例需要领导、乡镇和企业多方促进，可遇而不可求。人家也会想，万一我生产的白酒有问题他们该怎么办？大家对这个产业还是不熟悉，所以，整合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。”周经理说，“靠我们自己，根本做不到。”
图片作者：赵征南图片说明:公务禁酒令使白酒产业深陷滞销期。（图/CFP) 图片作者：赵征南图片说明:茅台镇里酒厂储酒罐和居民区交织，带来无穷风险。 图片作者：赵征南图片说明:茅台镇里隐藏在居民后院的家庭小作坊。均本报记者赵征南摄 酸酒，苦酒，还是劲酒？ ——“中国酒都”调查
本报记者 赵征南
“塑化剂”事件、中央“八项规定”、“六项禁令”、限制“三公消费”……从2012年11月开始，白酒业陷入一个漫长的滞销期。
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，茅台酒的发源地，白酒产业占了GDP的90%。可从去年开始，一场前所未有的滞销风暴席卷而来，使这个闭塞的黔北小镇陷入了“泥泞”之中。日前，记者在仁怀一家茅台专卖店看到，53度飞天茅台酒的标价已从过去的1519元降为1219元，和售货员多磨磨还可以再得到100元的优惠，要是买得多价钱还可以比1119元更低。
2011年，全国人大通过了《刑法修正案》（八），首次将醉酒驾车这种严重危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定为犯罪；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实行《禁止公务员在工作日中午饮酒》的规定；2012年底，中央军委发布禁酒令，禁止公务接待喝酒；2013年12月初，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》，其中对用餐饮酒都做了严格的规定。
中央党校教授向春玲表示，中央一批新规定的出台，有力制止了官员纵酒、特别是挥霍公款饮酒的歪风，这无疑会对社会风气带来有效好转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部分酒局的买单者已经从机关转向企业主，未来查处难度可能会更大，对官员纵酒的管控一刻也不能放松。
仁怀市，这个曾经风光无限的“酒都”，正在喝下的是酸酒、苦酒，还是转型发展的劲酒？
谈及古传酒厂的销售情况,老板余昌富先点了一根烟：“自家的成品酒卖不大动，也没什么人来贴牌，总共卖出去不到一半吧。”“有20%么？”面对记者的追问，这个追随父辈脚步，志在把酒酿得跟茅台酒厂一样好喝的黔北“山里人”不乐意了，猛地放下了手中的香烟，“肯定超过20%！我的酒这么好，怎么会没人来买？”可紧接着，他的语速明显放缓，“其实这个问题我也不明白，为什么我的酒没问题，又不是高档酒，却根本卖不掉。”去年，老余携家人前往泰国过年，今年他只能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了。
他透露，古传的境遇还算好的，至少他们还在生产，而当地有五成酒厂已经停产。在白酒产业深度调整之时，茅台镇许多小酒厂已经或者正在退出历史舞台。
大规模的停产潮
仁怀官方对大量酒厂停产的现象并不否认。一位副市长曾表示，小酒厂停产三成，甚至是五成都是有可能的，但白酒存放时间越长价值越高，停产可能只是观望，并不意味着倒闭，大酒厂则一直在生产。
仁怀于2004年被认定为“中国酒都”，这里的一切似乎都和酒息息相关。记者离开贵遵高速后，沿着“国酒大道”进入仁怀主城区，入住名为“酒都”的一家饭店，放下行李后走到对面“名酒宾馆”坐上中巴车，沿着“国酒南路”转向“酒都大道”，最后由“醉美大道”进入茅台镇。坐在车上一眼望去，每隔1公里便会出现几家酒厂，马路两边的广告牌全被酒厂占据。
进入茅台镇后，酒厂的分布更为密集。镇中心绵延着长达数公里的白酒品牌展示一条街，整条街只卖白酒，想找家饭店吃碗面都很困难。
在红墙散酒经营部门口，李老伯打开了店铺旁的小门，推了几桶纯净水进去，正准备上楼。
“您这店门怎么关上了？”记者追上去问。
“你是来买酒的？”得到否定的回答后，他一脸失望，“从酒出厂到现在只买了千把块钱，要是以往春节前都能卖到2万元。今年除了外地那些要回家的工人偶尔来买些散酒，平时根本没人光顾店面，索性关门了。”
红墙散酒经营部开在他家的一楼。这两天，他都没开门，就坐在家里看电视。“现在烤酒（当地方言：酿酒）的太多了，不止本地人，外地人也来烤酒。以前销路广还行，现在大家都卖不掉了。”李老伯说，这些酒是他以前烤的，等卖完，他就准备安享晚年了，“不过什么时候才能卖完，没人知道。”
“山里人”热情，随便进谁家问路他们都会把你请进家里，留下来喝杯茶，谈谈心；他们又固执，你要是不好意思留下来，直接走出门，他们真的会生气，甚至有怨言。
李老伯也是这样的人，倔强深入了骨髓就难免有点固执。问他为什么不降价促销？为什么不贴些小广告？或者最简单的，打开店门，在门口吆喝两句？可他就是不愿意，总认为自己的酒是最棒的，酒香不怕巷子深，酿出来就一定有人买。残酷的市场竞争，对“山里人”来说，无法理解。
跨过清澈的赤水河，往西走下去便直抵四川，在这条上坡路上，到处都是酒厂。在卢家坪地区，酒厂和居民区相互交织，储酒的钢罐点缀在漫山遍野中。若是问居民自己家离酒罐这么近会不会有火灾危险？他们只会一笑而过。幸运的是，那种难以承受的悲剧从未袭来，只是不知道，这种运气还能持续多久？
官方提供的数据显示，仁怀全市共有白酒销售企业1169户，生产企业328户，有白酒生产许可证企业291户。在卢家坪的走访让记者确信，所谓37家无证经营户只是冰山一角，仅有几口窖池的小作坊则大量存在，很多房子后面的角落处都藏着这种家庭小作坊。有的由于去年没有生产，已残破不堪。记者发现，这里没有任何防火设施。对此，仁怀市酒类发展局局长欧先奇表示，仁怀已经采取措施，正在对这些无证工厂进行整治。
好在，因为白酒业的寒冬，这种小作坊或将消失。这无论对产酒人、闻酒人、喝酒人的安全来说，都是一件好事。
国星基酒厂还在生产，不过他们去年即便贷款，也难以买到充足的粮食。因此，只能调整策略，拿粮食和老酒混在一起翻烧。“翻烧酒更便宜，应该能卖掉，先卖了还贷款再说吧。”一位生产部负责人说，“高档酒厂一般是从基酒厂购买基酒，然后和过去的老酒混合勾兑。今年基酒卖不掉，主要是因为部分高档酒卖得不好，他们的资金链也出现了问题，哪有钱来买我们的基酒。”
一家酒厂的销售部经理小周介绍，基酒没有包装，售价都是裸价，最普通的基酒只要20元1斤，一般情况下同等酒质的普通品牌盒装酒是基酒售价的两倍以上。不过基酒一旦被灌装成成品酒之后，就会受品牌、包装档次的不同而影响定价，品牌越响，价格越贵。
小酒厂与茅台“剪不断”的缠绵
很多小酒厂的老板、制酒师都从茅台酒厂出身。现在，在自家基酒卖不掉的情况下，老板们计划将厂地卖给茅台厂，以换取自己或儿女进入茅台厂拿“金饭碗”的机会。
古传酒厂位于卢家坪上坪，余昌富家的老屋曾就在此地。面对记者，他否认工厂已经停产。去年，他自创办酒厂以来第一次向银行贷款，抵押物是库存的白酒，每斤白酒按15元计价。“这两年古传酒厂的产量都是1000吨左右，贷款加上我的全部积蓄共数百万元，都换成了粮食，投入酿酒池中继续酿酒。”他说。
余昌富的父亲做过茅台酒厂的车间领导，6个兄弟姐妹都在茅台集团工作。1982年，余昌富也进入茅台酒厂，至今他仍然是茅台酒厂的人。1999年，他带着茅台酒厂内一批第七轮次的废糟在上坪自办酒厂，那时，茅台镇的酒厂总数不到100家。一开始，他的酒厂只有6分地加上6个小窖池，年产量只有几吨，盖房、购买原材料全靠他自己，做好酒了还要挑到镇上去卖。
“那时虽然辛苦，慢慢地也富裕起来，毕竟以前基本上出多少酒就能卖多少。”2004年，他拿出4万元新买了2亩地，产量也增加到80吨。
后来，古传酒厂增产的愿望越来越迫切，可地价已经涨到27万元一亩，他只能“向天要地”。也正因为此，当地依山而建的酒厂都是“高个子”。
余昌富认为，酱香酒的传统工艺与其他品种相比显得更加健康，它是纯粮食酿造，制曲用小麦，制酒用高粱，全程不加酒精、香精。但酱香酒彼此间工艺差别不大。“其实，我们都是跟茅台酒厂学的，用的都是他们那里的工艺，你说造出的酒有区别么？有的甚至更好喝。”他说。
每年重阳节后，茅台镇的大部分酒厂就会进入“下沙季”，将高粱和酒曲按比例搅拌后“九蒸八晒七出”：九次蒸煮，在酿造中，两次投料；再八次高温堆积发酵，八次下窖；然后七次蒸馏取酒，取出的原酒窖藏三年再勾兑检验出厂。
最有名的“沙”，便是仁怀产的“红缨子”高粱。这个品种又称糯高粱，粒小皮厚，淀粉含量高，经得起多次蒸煮。由于它细小而色红，所以得名为“沙”。
对于茅台，老余心存感激：“没有茅台就没人知道酱香酒，当然我们这些小酒厂也扩大了酱香酒的整体规模。”
在中小酒厂面临危机之时，茅台酒厂也启动转型。他们已发布公告，增资3.73亿元扩大301厂产能。301厂主要生产王子酒、迎宾酒等中端产品，“项目建成投产后，可年产中级酱香型白酒6800吨，预计年销售收入15.61亿元，年利税10.87亿元。”根据《茅台酒报》的消息，茅台还将发展植物系列调制酒以及保健养生产品。在营销上，茅台试水民间市场，推出“个人定制”酒。
政府层面一度希望茅台酒厂整合当地的中小酒厂，茅台酒厂也在“十二五规划”中提及整合的相关思路，但至今迟迟未动。对此，曾在茅台酒厂代班的李老伯也颇有微词：“好的地方都被茅台占了，大树下面其实不好乘凉，其他酒厂只能在大树的阴影下发展。”
李老伯的选择是卖地。他刚刚把酒厂的土地卖给了茅台酒厂。他说，这样的话，自己的儿女便有了进茅台工作的机会，自己也不用再为儿女的未来担心。
仁怀或许已经做好了大浪淘沙的准备。仁怀市委宣传部一位负责人说，酱香酒降价销售是大势所趋，这意味着市场将回归理性，“未来，政府只会把最好的资源、最优惠的政策留给那些最有前途的酒厂，不可能再把好资源留给差厂。”
从茅台酒好卖时的“躺着赚钱”到如今“追着别人也赚不到钱”，仁怀感受了寒冬的冰冷。对此，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邓伟志认为，白酒企业现在有困难，这是可以预料到的，当地要做好挤掉水份、回归市场常态的准备，“短期内自身的GDP可能会受到些影响，但对整个国家来说，公款吃喝被遏制，节约了多少老百姓的血汗钱啊。”
仁怀仍视白酒产业为“生命线”
当地酒企对未来都相当迷茫，但也有小部分率先突围，与外地大资本合作。政府目前已制定酿酒产业新规划，期待亡羊补牢，为时未晚。
仁怀政府从未有放弃白酒产业的打算，相反，他们仍然将白酒视作支柱产业。仁怀市委宣传部负责人说，仁怀乃至整个贵州的经济发展受山势地形影响，都较为困难。因为白酒产业，仁怀经常占据贵州经济强县的头把交椅，从未跌出前三，可如果没有白酒，仁怀将一下子跌入国家级贫困县的泥潭，这是仁怀人不愿看到的。
但邓伟志并不认同这种观点：“任何一个产业都会有起伏，政府理应做好思想准备。只能这么说，当地不是不能转产，只是还没有找到转型的方向。”
仁怀也不是完全没有找方向，但他们的想象力显然难以离开传统的酒业。
仁怀已经初步制定了2014年白酒产业行动方案：仁怀拟培育新增规模白酒企业15户，力争完成白酒产量36.6万千升，同比增长22%；力争完成规模白酒工业总产值456亿元，同比增长20%；力争完成规模白酒工业增加值420亿元，同比增长20%；力争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65亿元，同比增长38%。
具体怎么做，仁怀市酒类发展局局长欧先奇认为，除了规模的扩大，还有品牌营销和产业布局的调整，“虽然酱香酒在贵州占主导，但它在中国的份额不到4%，在国外更是有无穷的发展潜力，我对2014年的白酒产业非常有信心。”
在产业布局方面，仁怀将加快推进仁怀名酒工业园区、茅台国酒园区、古镇文化产业园、坛厂配套产业园区的建设，鼓励企业进行整合。
事实上，已经有一些人迈出了整合的第一步。最近，在黄金时段密集播放的“领酱酒”广告便是整合的范例之一，它的生产商是茅台镇金酱酒业，该厂目前已被饮料巨头娃哈哈集团收购。
记者日前赶赴金酱酒业采访。与当地其它酒厂冷清的生产车间不同，到了饭点，数十名工人挤在一起用午餐。“想不到过年前会这么忙，马上连吃饭的时间都没了，我们这里就在生产央视上播的领酱酒。”一名女工说。
尽管领酱酒的广告画面里，并未显示娃哈哈标识，但金酱负责人表示，记者现在必须得到娃哈哈的允许才能采访他。据了解，在去年年底的年度订货会上，领酱酒首批订货量超过2亿元，这笔销售额对于过去独立生产销售的金酱酒业而言，无疑是个天文数字。
不过，就整体而言，当地对“大鱼吃小鱼”的整合还是有些疑虑。“我去收购小酒厂，那小酒厂如果产品质量不达标，责任就该我扛，我肯定不愿意；换个角度说，我是希望更大的资本来和我们谈整合，但娃哈哈这种先例需要领导、乡镇和企业多方促进，可遇而不可求。人家也会想，万一我生产的白酒有问题他们该怎么办？大家对这个产业还是不熟悉，所以，整合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。”周经理说，“靠我们自己，根本做不到。”